宜通过程序规则为公安机关设定明确的拒绝事由和禁止拒绝事由，防止被申请机关因诿责而拒绝协助。

监察法第4条规定，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我国，基于警察法、国家安全法、监察法之规定，只有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新设的监察机关享有特殊调查权，其他任何组织以任何理由使用特殊调查手段均不具有合法性。

而在监察协助活动中，法律责任主体具有不确定性，协助行为引发的外部法律责任应由哪一机关承担需要分情况讨论：如果协助行为属于法定协助事项范围，公安机关的协助行为以本机关名义做出，应对自身所实施的监察协助行为承担外部法律责任。[26]同时，也为预防自批自用导致的审批形式化，[27]国际通行做法是将特殊调查的审批权与执行权相分离。随着现代国家机构体系内部职权划分的精细化、专门化，国家机构间的相互依赖也在同步加强。现阶段，鉴于制度供给的阙如，警监协助工作只能通过出台较低位阶的规范性文件予以调试。机关内部法律责任包括监察机关工作人员违反监察法和公安机关违反警察行为规范的法律责任。

如果协助行为具有代替监察机关履职的性质，则协助行为属于监察机关行使监察权行为的一部分，应符合监察程序要求。监察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可能需要公安机关协助配合查询的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家庭信息、违法犯罪记录信息、金融信息、个人通信信息、交通管理信息、边控信息、视频监控信息、酒店及娱乐场所登记信息等。古典自然法以一个等级结构的宇宙论为基础。

结构性漂移的概念则可以进一步指出，虽然这些同一家庭出身和成长的孪生兄弟和姐妹之间，各有不同的体质与性格，但相互之间又分享了许多共同的特征。传统对政治的理解，往往忽略了政治的系统性，而更专注于掌权者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的性质。从演化的历史看，由近代早期的绝对主义国家演化到法治国，在18世纪出现了宪法这样一个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结构耦合形式，乃是人类社会演化历史中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就此而言，政治宪法学提出宪法的司法审查可以暂时缓行，有其深刻的洞察力。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因果关系的条件，是由系统自身的运作，而不是由环境预先设置的。在计划经济中，政治系统否认经济系统的运作封闭性，通过政治系统掌握的大量资源，直接介入经济系统的运营过程中。

被包容的要素能够对系统产生影响，被排斥的要素就很难对系统发生直接的影响。大脑借助眼睛而在相当狭隘的感觉宽频之内与其环境进行耦合，例如在色谱中只有一小部分被眼睛所看到，然而，正因如此，大脑才不必对外界所有的刺激做出反应，从而使得大脑能够有比较充分的时间与资源，组织起内部的复杂性，从而在大脑内部建构起巨大的结构化能力和充分利用系统所接收的有限和少量外部刺激的巨大能力，大脑正因此使得整体器官保持着对环境极其罕见的高度敏感。三者既具有共性，又具有各自的特性。宪法中关于立法权限及程序的内容，则是从正面规定，政治系统可以通过哪些符合宪法的程序与方式，对法律进行刺激和影响。

这本身就是包含在主权概念中的一个悖论。如果我们将结构耦合的概念与互渗的概念结合起来理解，那么，也可以说，结构耦合概念其实是某种对于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而言都充满更多混乱与无序之流。如果否认宪法的政治属性，将宪法仅仅定位是法律的，很可能就会失去现实感，毕竟宪法是实际上的成就，而非仅仅是作为文本存在，必须承认宪法条款的真正贯彻和实施，一定程度上确实依赖于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律使得权力从恣意决断变成了合法权力，一种具有象征性和普遍化功能的媒介。结构耦合的概念表明，自创生系统的内部结构与运作独立于环境，同时，环境中的任何事物，又有可能与系统内部的结构与运作相关。

立约的特定时刻，是一种神圣的时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起源，一个启示的时间，是一个人民做出根本决断的时刻，也是一个立宪的时刻。恰恰是政治系统的此种吸收社会复杂性的功能，使得政治系统必须拥有一种做出有集体拘束力决策的能力。

宪法是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共同演化的产物，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通过宪法将各自二值代码化运作的悖论外部化，从而隐藏各自运作的悖论，保障了各自系统的正常运转。理性官僚制的威力，恰恰来自权力主动地接受法律的约束与改造，从而实现了自身效能的最大化。政治系统无法决定法律系统，政治系统也无法穿透法律系统，直接对法律事件进行观察与干涉。就此而言，法律在政治领域中发挥了某种关键作用，人民主权的悖论本身被推移到宪法之中。也就是说，政治系统直接介入经济细节，根本不可能得到经济信息，而只能生产出政治信息。这需要概念与方法的创新。

在转型时代讨论中国的宪法、政治与法律问题，就不能以西方20世纪经典法理学所预设的成熟法律体系为预设进行。社会系统必然以心理系统的存在为前提，此即通常所谓没有人就没有社会。

虽然在古代自然法阶段，就已经出现了实证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实证法的变迁，但实证法本身仍然必须被想象为法律秩序的一部分，并且法律规范都只能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获得正当的可变性。但反过来说，心理系统其实也以社会系统的存在为前提，例如，假设某个婴儿被抛弃在旷野或者森林，而在脱离人类社会的环境中存活并成长，那么该婴儿的心理系统就无法充分发育起来，而更类似于动物。

由政治决策的被执行/不被执这一组差异所制造的信息，仍然是政治信息，而非经济信息。此时，权力的正当性根据来自法律的授权，而法律的抽象性与普遍性，就可以将权力辐射力传导到最远的范围

在法律系统的所有外部环境中，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都是被法律系统所包容的外部环境因素，例如，政治系统通过宪法与法律系统发生结构耦合的关系，经济系统则通过契约和所有权与法律系统发生结构耦合关系。主权的绝对性有两个来源。对法律系统而言，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结构耦合，也大大增加了法律的能力。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简单地说，在现代社会，所有其他功能子系统解决不了的那些比较重要的剩余问题，政治系统都要兜底承担责任。进入专题： 宪法学 系统论 。

例如，借助于法律系统的合法性功能，政治系统做出的集中的有拘束力的决策能够更好地被贯彻与执行，而通过宪法这个结构耦合的形式，尤其通过对立法权限及其程序的设置，法律系统也大大增强了对政治系统刺激的敏感度，从而大大增强了法律系统学习和改变结构的机会。就此而言，信息本质上是无法由外而内地从环境向系统传递的，只能是系统内部制作出来，因为只有系统内部结构限制的选择的范围，也只有系统能够通过运作的差异制造信息。

如果政治系统不愿意接受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的结构耦合关系，试图直接介入法律系统内部进行干涉，后果将会怎么样呢？计划经济的例子，也许对理解这个问题会有启发。计划经济导致的危害是，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的界限因此被溶解，最终给两个系统都带来了致命性的伤害。

正如卢曼曾经指出的，任何法律的改变，都会造成一个后果，即对一部分人有利，而对另外一部分无利。主权者本身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却必须受宪法这样一份神圣时刻之契约的限制，甚至主权者本身，就是这份神圣契约的人为建构。法律人出身的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综合社会学、生物学、神经心理学、控制论、信息论、一般系统理论、社会演化理论等20世纪40年代以来新的交叉学科研究成果，提出了社会系统理论，为我们理解宪法的政治与法律双重属性问题，提供了一套完整和科学的概念框架与工具，很有启发性。用信息学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模拟性的协调，而非数字化的协调。

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很难被混同，因为无论对法律系统还是政治系统而言，都没有任何其他的子系统能够在功能上替代它。此时，权力的正当性根据来自法律的授权，而法律的抽象性与普遍性，就可以将权力辐射力传导到最远的范围。

另外一方面，这又大大增强了法律系统对政治系统刺激的敏感度，从而使得政治系统能够最大限度地对法律的变迁产生影响。为此，一方面政治系统必须对社会的剩余复杂性足够敏感，同时又必须具有做出决断的足够权威，以及充分的执行与贯彻能力。

即便当下，中国社会也处于激烈的变迁过程之中。一言以蔽之，系统论宪法学有助于透过宪法现象的表象，更深入地理解宪法现象背后的深层结构与机理，用卢曼的社会学术语说——系统论宪法学提供的是一种宪法的社会学启蒙。